一起来读《资治通鉴》
No.
.05.21
夏，四月，乙巳，昭明太子统卒。太子自加元服，上即使省录朝*，百司进事，填委于前，太子辨析诈谬，秋毫必睹，但令改正，不加案劾，平断法狱，多所全宥，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
《资治通鉴·卷一五五·梁纪十一》
如果一定要说萧衍有什么人生遗憾的话，那就是活得太长了。
他如果早死几年，侯景之乱可能就不会发生，萧梁也不会被灭国；而他如果能早死十几年，那么昭明太子萧统可能就能顺利继位，萧梁的国运或许更为长久——在历史上，萧统一直都被认为有成为一代仁君的潜质，只不过因为早逝，才没有机会施展才华。
所以，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聊一下萧统。
1.
萧统留在史料中的形象，很有可能只是一副假面。
首先是关于他的好学。
据说萧统学习能力很强，能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他三岁开始读经，五岁遍读五经，九岁时就能给人讲《孝经》了——注意，古人算年纪是按虚岁来讲的。
而且萧统还不只是“沉迷”于儒家经典不可自拔，他对于佛法也很精通，“遍览众经”。这一点，大约就是在投萧衍的喜好了。众所周知，萧衍对佛法的热爱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。
在这种环境之下，萧统当然也要显得对佛法既热爱又精通。史书中专门煞有介事的写：因为被萧统讲解佛经的赤诚所感染，“甘露降于慧义殿”。
除此以外，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里还记载了这么几个事：
萧衍的弟弟、萧统的叔父、始兴王萧憺死了，这种时候，萧统应该怎么尽礼呢？传统上来说，太子虽然是晚辈，但与臣子之间还是有君臣名分的，所以应该“礼绝傍亲”，不尽礼于萧憺。
但萧统对此却有异议，他命人从《周礼》引典，又亲自辩诘，最终还是以亲情为尊，在服饰上对叔父的去世表示了一定的哀悼。
记载这则故事，说的是萧统精通于“礼”。
第二个故事，讲的则是萧统在母亲丁贵嫔临终前后的一系列孝行。
当时，萧统侍病，衣不解带。在丁贵嫔病逝后，他更是悲痛欲绝，茶饭不进。萧衍特地命人传旨，前后数次命萧统进食，萧统才开始吃东西。
一场丧礼过后，萧统瘦了一大圈。每次入朝，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庶民百姓，大家看到太子因为母丧而消瘦至此，无不潸然泪下。
这是用来说明萧统的“孝”的。
此外还有第三个故事，关于吴兴郡的劳役。吴兴郡当时屡遭水患，因此有建议疏通水道，萧衍也下诏发吴兴郡等三郡的民丁服役。但萧统却上书萧衍，对征发规模和竣工时限等问题委婉地表示反对。
这个主要用来说明萧统的“爱民”。
2.
观察和评价一个人，一般而言，是通过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，又或者是通过这个人面对一些事时的处理方式，来给出判断。
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记录在萧统名下的这些事，又能看出什么来呢？
答案是：假的。
这里的假，并不是说事例造假，而是我们可以很明白无误的确认：《昭明太子传》里的这些事迹，是经过仔细挑选、精心修饰以后，被刻意放在这里的。通过这种塑造，萧统形成了精于儒学、孝行感人、爱民如子的人设。
通读《昭明太子传》，最大的感受，就是里面呈现出来的萧统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更像庙里的一尊神。
这尊神肉身泥塑，上面明晃晃只写了一个字：仁。
自从《汉书》以后，中国史书的价值观，尤其是对君王的评价，几乎也就是传统儒家对于“仁*”追求：节欲、仁慈、宽容、爱民，这就是一个好君主所应有的所有品质。
说得朴实一点，这也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“好人”——这种价值观即便放到现代社会也是如此。
这个标准自然正确的。“仁”意味着对自己欲望的克制，这对于那些站在权力巅峰的人来说，尤其难能可贵。
在前现代社会中，君主如果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，关心他治下子民的生计，那么无疑将会是所有百姓的幸运。这能让百姓安于耕种，如此，自然就会有百姓殷富、朝*清明、国泰民安的景象出现——这也正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。
只是在历史中，这样的君主虽然是儒家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培养目标，但最后真正能够成功的，却少之又少。
看上去，萧统似乎很符合这套标准。
3.
但萧统的“仁”，不仅面向于百姓，还体现在了另外的地方：对待世家大族时，萧统也很宽容。
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太子明于庶事，纤毫必晓，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，皆即就辩析，示其可否，徐令改正，未尝弹纠一人。平断法狱，多所全宥，天下皆称仁。”
萧统自从接触国*以后，虽然经常能发现下属在行*中的错误、过失，甚至于欺上瞒下之处，但他也只是指出来，让下属慢慢改正，从没有因此弹劾过一个人。
至于在刑罚处置的决断上，萧统就更是以宽为主了，经常从宽处罚。
因此，天下人都称颂太子的“仁”。
但这样真的好吗？
如今的我们已经可以跳出传统儒家的窠臼，来看待儒家推崇的“仁*”，所以不妨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再做些讨论：萧统的这种管理模式，真的好吗？
结合当时南朝世家大族的地位，以及萧统自身作为太子的敏感，我们其实不难推测：萧统如此所为，不论他自己是否真心服膺，其中肯定是藏了收买人心的小心思的。
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，萧统是一个“人畜无害”的接班人。
但是，这样的皇帝，就真的是一个好皇帝吗？
4.
单看《昭明太子传》，我们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。但你只要把目光稍微放远一点，做个对比，很快就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
萧统生于公元年，在此前一年，北魏的孝文帝元宏刚刚病逝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，这两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比性：一个是雍容大度的准君主，另一个则是锐意进取的年轻帝王。
但事实上，革新并不是孝文帝唯一的关键词。他的仁君形象，也是为历史所公认的。
孝文帝早年被冯太后抚养。虽然冯太后曾对他多有苛责，甚至还有过废帝的动念，但孝文帝在亲*以后却没有反攻倒算，反而还对冯太后的身后事极尽尊崇，不仅定期祭拜，国家每有大事时，还必然要告祭于冯氏。此外，孝文帝对太后的家人也极为照顾。
至于孝文帝对待大臣和下属的态度，史书中是这么记载的：“用法虽严，于大臣无所容贷，然人有小过，常多阔略。”——孝文帝用法森严，对大臣的行*之失从不宽贷；但如果只是个人的过错，却相当宽容。
孝文帝的饭菜里，曾经吃出过虫子；还有人在进献羹汤时，烫伤了孝文帝的手……对于这些行为举止上的小过错，孝文帝从来都不予追究。
相比起萧统没有原则的放纵，孝文帝的这种宽容，似乎要来得更加高明一些。
而且，由于国家连年用兵，孝文帝在个人用度上也相当节省。他对于宫殿能不修就不修，自己穿的衣服也洗出了破绽。在淮南用兵时，*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，从不抢掠，一如在国内行*。
对于为君之恶，孝文帝也想得十分清楚。他跟史官说：君王威福之大，世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它；只有史官的秉笔直书，才能让君王之恶有所忌惮！
5.
孝文帝和昭明太子萧统之间，相似之处其实颇多。
孝文帝虽然幼年登基，但一直都被笼罩在冯太后的阴影之下。而在冯太后去世前的十几年里，孝文帝一直被精心培养着——在这一点上，他与萧统并无二致。
甚至于作为“储君”，或者说“可能の备胎”，两人的早年都是在战战兢兢、小心谨慎中度过的。
我们可以这么说：这两人在儒家所推崇的“仁德”上，都是能有所建树的。
但是，你只要再一比，就能看出两人的内核绝不相同：孝文帝的内里，可能要更加积极进取一些。而在萧统的人生中，你既看不出杀伐决断，也看不出锐意革新，更看不出一统天下之志。
萧统有的，只是中国传统*治对于君王“内圣”的追求。
这种差别，
既是个人的差别，
又是时代的差别。
我们之前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专写北魏。写它从早期的野蛮逐步向文明转变，从早期的粗放统治发展到后来的*治建设，从初初学习中原到全面推行汉化……可以说北魏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胡汉融合的进化史。期间风云激荡，乾坤斗转，有太多的内容值得后人记录分析，咏而传之。
可南朝却不同。翻开史书，歪歪斜斜每一行小字浮起来，反反复复演绎的都是同一个剧本。纵然新人不断覆旧人，朝廷更替异常频繁，可历史却始终陷在内部战乱、改朝换代、皇帝荒淫的死循环里，无休无止。
甚至于我们如今写南朝，也经常是一跳就跳过去了三四十年的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当中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记录的，总是熟悉的配方、熟悉的味道，无非只是换了一个人名而已。
很多人为历史剧所吸引，喜欢南朝的风流潇洒。但事实上，真正人物风流的魏晋时代，早已远去。南朝如今还剩下的，只有世家大族在小圈层中的逐渐堕落、实力宗室为争夺权位而发起的无休止残杀，整个国家正在内耗中逐渐衰落。
即便是“萧统”这样经过了精心修饰的IP，通身所附着的，也依然是那个时代和环境的特征：他确然有自己的优势，但那种中庸平和的性格，已经是那个时代和环境里的天花板了。
南朝的整个大环境——不管是士族对于权位的垄断，还是反复的权力斗争所造就的彼此猜忌，都不可能让萧统发展或者被培养出革新、进取的精神追求来。
只有在上升期的北魏，才能召唤出像孝文帝一样的一代令主。他既符合传统儒家对于君王“内圣”的要求，又能脱离种种窠臼，引领国家把握住变革的历史机遇。他既有克己复礼的修养，又有驰骋疆场的追逐；既有抚育万民、一统天下的自觉，更有身怀畏惧、不擅用权力、不让权欲之恶吞噬自身的清醒。
还是那句话，这既是个人的差别，又是时代的差别。
虽然大家都是“天选之子”，但天与天本就是不一样的。
再精心雕饰的萧统，也成不了孝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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